春运还在继续，
文峰已经不再是其中的一员。
想起往年此刻，
他已在深圳的办公室里加班至半夜，
今年春节后，他从容开工，
按时下班回家和父母共进晚餐，
每天享受团圆。他深深感到，
半年前从深圳辞职
回到家乡哈尔滨是一个幸福的决定。
01:15
北上广深是上世纪70、80、90年代出生的一代代年轻人都想去闯一闯的城市。而这两年，一些闯过了、感受过了的哈尔滨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做出了一个共同的选择——回到哈尔滨。
01
为了有保障的未来
不想一辈子挣扎在生存线上，
为了希望，她回到了哈尔滨。
32岁的吴迪是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哈尔滨的。虽然收入比以前少了一半还多，但她却说：我现在过得很踏实。
年，拥有工程管理和法学双学位的吴迪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被北京的一家央企录用。当时觉得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刚刚毕业就能到大型央企工作。看着周围的同学还在为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焦急奔波，我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
刚刚参加工作的吴迪，
像所有怀揣梦想
来到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一样，
不停地加班，
希望用勤奋和努力在北京站稳脚跟。
到北京的第一年，可以说各方面我都很不适应。工作节奏快，生活成本高。有时为了一项工作经常要加班到半夜甚至是凌晨，第二天还要按时上班。可是即使这样，还是感觉在工作上与别人存在差距。为了节约开支，吴迪选择了一套合租房。这套不足百平米的民居被分割成6个房间，她住在租金最便宜的阳台上。
第二年，吴迪离开了那家央企，跳槽到一家总部在北京的房地产公司。工资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了近万元，工作从原来的文员变成了部门主管。但吴迪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
北京的消费比较高，每天的伙食费就要70多元，一个月多元。每月房租多元，仅这两项就已经用去了我工资的一半。还有交通费和一些生活必要开支，除去这些费用我每个月的工资基本剩不下什么。可以说那些日子，每天我都在为生存而奔波。还要随时担心公司裁员，重新找工作。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北漂’两个字的含义。
前两年一次春节回家，吴迪第一次有了想要回到哈尔滨的想法。那一次，我发现很多同学都买了车买了房，大家都有稳定的工作。而我虽然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收入比他们高，但每天却还在为生存打拼。吴迪说。
促使我下定决心从北京回来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公司有一位中层领导年薪几十万，贷款在北京买了一套住房。可他每月的收入有一大半都用来还贷。由于不能在北京落户，孩子只能送到私立幼儿园，每月的托儿费就要七八千元。为了保住这份收入，他不得不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样每天加班加点地工作，他的生活状态并不令人羡慕。吴迪说：即使我在若干年后能够成为公司的中层，我也将面临他现在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吴迪开始在网上留意哈尔滨的招聘情况。她发现哈尔滨招聘的情况与以前有了很多不同，招聘的单位多，岗位也不再像以前大多都是服务员等低端岗位，很多单位都在找管理人才。
吴迪下定决心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应聘到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现在任这家公司的综合发展部部长助理。
哈尔滨市公共交通公司党务工作部部长聂维江介绍，企业为了长远发展，近年来引进了很多高端人才，这其中很多人都有在央企和国内知名大公司的从业经历。这些人才为公司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02
寻找幸福感
哈尔滨的生活节奏和人文环境
让他感到，这才是生活。
半年前，文峰从深圳回到了哈尔滨，年薪从30万元降到了15万，不过文峰仍然感觉，自己还是应该回来。
年从吉林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文峰来到了深圳，成功入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年薪超过了30万元。虽然他对南方的气候和人文环境不太适应，依然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年父亲的一场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家里就我一个孩子，一直在读书，工作后能挣钱了，可是却在遥远的南方，也没能回报父母什么，父亲生病后，我第一时间辞职回来了。
文峰很快在哈尔滨的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工作，年薪15万元，刚回来时是为了父母，但慢慢体会发现回到哈尔滨工作也挺好的。文峰说，除了气候，深圳工作和生活节奏都很快，那边一般都是上午九十点上班，晚上加班很普遍，晚饭得后半夜才能吃上，生活节奏全乱了，完全不是早出晚归的正常生活方式。
文峰说，回来能照顾父母，承担做子女的责任，是感到最欣慰的事情，同时，正常的生活节奏和熟悉的人文环境都让他感受到幸福。
03
获得成就感
北京的博士夫妻被引进，
回到家乡哈尔滨感到生活好多了。
回到哈尔滨工作后，不但有房有车，生活工作稳定，还特别有成就感，这让从北京回到哈尔滨的刘冲夫妇一点都不后悔曾经的选择。
刘冲跟妻子孙敏都是年出生的，在北京一起读的大学，毕业后也都留在了北京，刘冲在北京一家科研机构工作，孙敏也在一家私营企业搞技术，尽管两个人都取得了北京的城市户口，可是工作了好几年，也没能在北京买下一套房子。于是，两个人萌发了回到哈尔滨工作的念头。
刘冲和妻子家都在哈尔滨的外县，有了回来工作的想法就开始四处找工作，很快，拥有博士学位的刘冲被哈尔滨一所高校作为人才引进，不但给了年薪几十万的待遇，还给了一套学校院内家属楼的免费使用权，在北京奋斗了七八年都没有房子，回到哈尔滨立即有了住所，实在让我很意外。有了住所，妻子孙敏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家省级单位技术岗位的公务员。一个人在大学当老师，一个人考上了公务员，不但收入稳定，工作也让很多人羡慕，这让他们顿时觉得很有成就感。
在北京，像我们这种高学历的人有很多，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但是想要买房子扎下根就很难了，我们都觉得选择回到哈尔滨是正确的选择，不说自己多有优越感，起码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现在的刘冲夫妇已经买了新房子，正在考虑送孩子到哪所小学读书。刘冲坦言：哈尔滨的中小学教育都很好，大学也不差，留在哈尔滨完全不影响孩子的成长，我不觉得自己回到哈尔滨后比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差，反而觉得自己生活得比以前更好了。
04
顺应时势
经销形式的变化，让他发现公司收入
在广州和在哈尔滨是一样的。
龚毅是个70后，在广州经营了十几年的箱包生意后，年将公司搬回到了哈尔滨。这次回来是他对公司未来的另一次谋划。
龚毅12年前只身到广州去经营箱包生意。当时，全国的箱包经销商，都从广州和河北白沟进货。我做的是批发生意，于是就在广州开设了公司。公司设立之初，龚毅确实忙了好一阵子。白天他要到广州周边的箱包生产厂家逐一拜访，比较各个厂家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晚上根据订单给客户发货。经过近半年走访，他挑选了两家工艺精质量好信用高的生产厂家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
刚开始我向厂家订货需要先付钱，厂家后发货。时间长了彼此建立信任，厂家渐渐地给我先发货再收钱，价钱也由原来的一口价，变成了根据订货量的多少享受不同的折扣价。龚毅说：而这个过程中，我的箱包的销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单一地坐等经销商上门，变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