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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骞
（“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张孝骞（年12月—年8月8日），男，字慎斋，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
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医学教育方面有他独到的见解，培养了骨干人才。
主要成就
科研综述
在年代末，张孝骞首次证明血浆蛋白低时，血容量也下降，即低蛋白血症不是血液稀释、血容量增加，反而是由于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血容量减少，这纠正了过去错误的认识。这是他在研究糖尿病酸中*患者的血容量降低、以及甲状腺功能亢进、肾病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以后作出的新发现。在30年代初，他为中国创建了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并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他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并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论点，从病理生理上阐述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制之一。这些论文，有的至今仍被国际上引用。
他对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结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溃疡等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以胃、十二指肠溃疡的系统观察和腹腔淋巴结核的诊断尤为突出。他还研究了胃溃疡与胃癌的关系，发现良性胃溃疡恶变者属少数，在5%以下。
50年代中，张孝骞进行胃运动功能的研究。这是当时国际上很少有人涉足研究的领域。
60年代初，张孝骞主持制定了胃肠炎病的国家重点科研规划。
60年代中，张孝骞根据国际国内医学发展的需要，在协和内科筹建遗传专业组。70年代末，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中国消化学会的成立并任名誉主任委员。
人物轶事
1结合哲学
张孝骞之所以能纠正误诊，除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以外，从认识论上来说，无一不是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全面、历史地了解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从而发现了过去遗漏的某些重要的症状和体征，得出了正确的诊断。在书本知识和临床实践的关系上，他十分重视书本知识，自己把很多业余时间花在图书馆查看书刊，跟踪医学的发展；更强调临床实践，并经常与忽视临床实践的倾向作斗争。他认为临床工作的基点要放在观察每一个具体病人上。书本知识只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
关于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张孝骞认为疾病和其他事物一样，有着矛盾的共同性（一般规律）和矛盾的特殊性，共同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疾病的特殊性也蕴藏着与共同性的联系。同一种传染病，由于环境、机体的抵抗力、病原体的*性、剂量等等，具体条件不同，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却各有差异，从而形成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诊断治疗工作的重要原则。
无论是在医疗工作中还是教学工作中，张孝骞都强调医疗、教学和科研三者的密切联系。在三者之间，他主张医疗居首位，医疗是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而且临床工作还为医学和各门生物学科的进步提供线索和深入研究的方向；临床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对疾病提出新的认识，推动整个医学发展。许多疾病好像大自然设计的实验模型，有待科学家的探索，临床学家就是先行者。如仔细的临床工作和微生物学研究，有助于*团病病原体的发现。又如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伪膜性肠炎是葡萄球菌感染，临床工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又认识到难辨梭状芽孢菌的致病性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新治疗方法。又如维生素B1的发现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从20年代对恶性贫血的食肝治疗开始的，经过好几个阶段的临床结合基础研究，终于获得成功。因此，临床工作者应以临床医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来做好工作，把每一个具体病例都当成一个研究课题，从个别病人疾病的特殊性出发，发现疾病的共同性、普遍性，从而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诊断以治疗为目的，反过来，治疗又可以检验诊断，推动诊断，但是正确的诊断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个具体病例的诊断，都是由浅人深，由片面到全面，随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化和继续不断的观察，诊断可以被证实、补充、否定或改变。这里面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张孝骞把临床医生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概括为：“勤于实践，反复验证”。
关于现代化检验的方法和临床实践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临床医学中现代化检验方法日益增多，这反映了医学迅速发展。
张孝骞认为，设备、仪器的增多，只是为医生增加了对病人观察的手段；现代化的设备，只有与医生对病人的直接观察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检查手段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医生对病人的直接了解的基础上。
医德的范围，业务上涉及医疗、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面包括：病员的家属、亲友和社会集体，其中最直接的是病员本身。要求所有医务工作者，包括医生、医院一切成员，都以己饥己忧的胸怀，和蔼可亲、热情周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员。他自己对待病员一视同仁。把“戒、慎、恐、惧”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医生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诊断，避免误诊和差错。万一发生疏漏失误，应及时纠正，共图善后，不容有任何门户之见，无谓之争，更不能加以掩盖。
此外，他认为医方有为病人保密的义务。有关患者的家庭、工作、经济、思想、行为等资料，属于个人的隐私，不能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公开，医院要为此订立病历管理制度，并忠实遵守。
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在贵阳的山沟里办流亡大学，艰难地支撑着湘雅医学院，培养出一批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是满怀激情地投入医学教育工作，曾两次（年，年）为恢复中国唯一的一所八年制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奔走呼号。在教学工作中，他不但注意育才，而且注重育德。他对学生言传身教，以其渊博的知识优良的学风，高尚的情操，博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2精湛医术
张孝骞作为一个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从年7月开始看病，到年7月看最后一个病人为止，在整整65年的临床工作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在临床诊断中显示出极为高超的技术，拯救了无数的重危病人。他特别善于正确诊断疑难病人，纠正误诊，使很多病人“起死回生”。有的病例在世界上只发现过几例。他自己对待病员的态度，历来是亲切和蔼，工作极端耐心和仔细。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高级干部；无论是熟悉的同事，还是素不相识的人，他都一视同仁。他认为只有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医德，才是医务人员精研医术的强大动力。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才能做到他一贯主张的“勤于实践，反复验证”。
他重视书本知识，把很多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图书馆看书刊，跟踪医学的发展前沿，同时他更强调临床实践。他告诫他的学生，临床的基点要放在观察每一个具体的病人上。书本只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实践检验，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临床工作的重要原则。
他的座右铭是“戒、慎、恐、惧”。他一再教导他的学生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主观，也不气馁，随时发现错误，承认错误，修正错误，变错误为正确，变认识的片面为接近全面。也正因如此，他能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全面、历史地了解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从而发现过去遗漏的某些重要的症状和体征，得出正确的诊断。
“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这是张孝骞的一句名言。他严细成风，善于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例，精琢细磨，反复推敲，博览群书，精深钻研，然后才提出诊断意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仅介绍3例。
60年代中期，医院就诊。她有一个奇怪的症状：得了感冒就发生休克，在这之前，医院求诊，经麝香草酚浊度试验，结果是高度不正常，因而被诊断为肝炎。张孝骞检查后，怀疑不是肝炎，但一时下不了结论。后来了解到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正是张孝骞为她输血救的命。张孝骞把30年前的这段历史与这次的症状联系起来，马上就诊断为希恩氏综合征。30年前临产大出血，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功能减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反应激应的缺陷，故病人受到紧急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她的麝香草酚浊度试验所表现的不正常，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于是，张孝骞给了她替代治疗——服用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病情很快好转。
年10月，张孝骞确诊了一例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D的低血磷软骨病。这种病在世界上极为罕见，这一例报道是第8例，这是个男性患者，多次发生病理性骨折，站立困难，被诊断为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服用大量维生素D和钙剂均无效，长期医治不愈。张孝骞仔细研究临床记录，又检查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立即想到这肿物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手术切除后病理诊断为间叶瘤，瘤细胞在电子显微镜下显示分泌颗粒。术后患者钙磷代谢恢复正常，症状很快消失，一年后随诊无复发。
一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入院，化验结果发现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会诊，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订了治疗方案。事后他反复思考，决定做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线索追踪发现病人患的是游走性（移行性）血栓静脉炎。静脉炎造成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以假象。后来按新的诊断进行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3张孝骞教授和他的“小本本”
在六十多年的医学实践中，张孝骞教授很重视临床第一手资料，询问病史，亲自动手临床查体，认真仔细。他更重视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每次门诊或查房随身必带上小本本。遇到疑难病症，就把病人姓名、病情要点记录在他的小本本上，经年累月，乐此不疲。张老在小本本上究竟记录了什么呢？传说最多的，或有十来个病例，比较有代表性。
张教授好读书，读的文献也多。最新一期的医学杂志即将上架之前，他会到图书馆预约。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新知识。
有一位病人，大量腹水，病因不明。他仔细查看病人后，提出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可能性。年轻大夫认为老主任的想法太离奇。张教授说："甲低造成大量腹水的确罕见，然而曾有文献报道，你可以到图书馆的第X排书架第X层找到相关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验证了张教授的诊断。
还有一位女病人*疸、低血糖、长黑胡子，他认真问诊查体后诊断为"胆道肿瘤"。学生们疑惑不解。张老解释："这是一种能分泌肽物质的肿瘤。你们去查一查图书馆的文献，那上面有这类病例的记载。"影像学检查同样证实了张老的判断。
临床诊断的两个步骤：收集资料、分析整理资料。
张教授主张读书，但是，他最反对临床大夫只顾埋头读书，不仔细观察病人病情的变化，不注重临床细节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告诫学生，不要做"看书的郎中"。他说英语中的bedside，是指临床大夫必须贴近病人的床。"亲临实践"是他对年轻大夫的要求。
张教授认为，临床诊断可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收集资料。他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病史，因为病史是病人来求医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大约50%以上的病例应当能够从病史得出初步诊断。"
马寅初夫人曾经得了"怪病"，一感冒就发生休克。医院检查，诊断不明。医院，张教授询问病史，得知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曾在协和接受治疗。他推断临产大出血，可以引发脑垂体坏死，致使甲状腺、肾上腺等激素分泌不足。感染诱发应激反应，病人就容易发生休克。他初步诊断为"席汉综合征"。激素测定结果亦证实他的推理是正确的。张教授是怎么找出诊断线索的呢？首先是细心询问病史。帮助他回忆起病人30年前病史的是他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的记录。
作出临床诊断，需要收集资料，其中也包括体格检查和病程的观察。张教授经过细致查体，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体征，提出了别人想不到的诊断。
一位年轻人被诊断患有"原发性高血压"，通俗地讲就是原因不明。张教授查体发现病人外耳道有个小结节。经多科检查，认定这是一种交感神经节细胞瘤，原发部位在颈静脉体，从颈静脉孔进入颞骨，从外耳道长出。手术切除肿瘤后，病人的血压恢复正常。
另有一位病人多年来按"结核性脑膜炎"治疗，效果不好。张教授查体发现病人后颈部有个肿大的淋巴结，他怀疑病根可能就在这里。最后结果显示病人罹患一种叫"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可以自然好转。停止原有治疗后，病人很快痊愈。
临床诊断的第二个步骤是分析整理资料。
一位男性病人，医院住院检查。因鼻塞、声音嘶哑以及皮肤结节、皮肤浅层溃疡等，曾取声带和皮肤损害处组织做活检，病理报告为"卡波西肉瘤"。经过一段激素治疗，病情反而加重，遂转来北京求治，收住皮肤科病房。医院大夫谁也没有见过这种病，要来多科会诊。皮肤科认为是不典型的卡波西肉瘤，耳鼻喉科认为可能是马鼻疽，病理科不能断言是卡波西肉瘤。在京出席皮肤病学会学术会议的几位专家被邀来会诊，众专家也被这一难题难住了。诊断不明，病情继续。张孝骞教授闻讯，亲自到病人床边，仔细检查，提出可能是"韦格纳肉芽肿"的拟诊。他随即到图书馆查阅文献。经过一番思考，向有关大夫说明自己提出该假设的依据。他也坦言自己没有经验，意见仅供参考。两个月后，病人死亡。尸检病理结果证实张教授的诊断是正确的。这也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例韦格纳肉芽肿病。
另一位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尿中有红细胞，初步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起初张教授同意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后，他静下来沉思，对自己同意了的诊断产生了疑问。第二天，他再次查体，发现病人患的是游走性血栓静脉炎，因此才造成肺、肾等多器官损害。所谓"肺-肾出血综合症"是假象。为此他纠正了最初拟订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诊断疑难病症是一种艰苦思索的过程。张孝骞常说：“对待每个病人，我都有一种愧惑不安的恐惧感，都要谨小慎微地反复考察，力戒马虎从事。”
张孝骞教授和他的“小本本”告诉我们：贴近病人床边更为重要，要从临床观察中去发现新的问题；临床意外发现的一些异常体征，若轻易放过，很可能错失一次正确诊断的机会；研究课题要从临床中来，成果要反馈到临床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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